一、庄子笔下的善卷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

　　善卷故事出自《庄子》一书的《让王篇》。什么叫让王?以辞相责谓之让，让王就是对王权的批判和否定。《说文》：“让，相责让。”《辞源》解释为“以王位让予他人，又指去帝位而封王的人”，并举《哀江南赋》“输我神器，居为让王”为证。虽然也不失为一种解释，但并不适用《庄子》中的让王，不符合《庄子》以《让王》名篇的本意。《让王》篇共举出尧与舜禅让的故事五条，涉及人物有许由、子州支父、子州支伯(也可与子州支父看作同一人)、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六人。从六人的回应看，表面上虽然也有治天下责任重大，不敢轻意承担之意，但骨子里的意思认为治天下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这以北人无择当代表。原文说：“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冷之渊。”

　　在这六人(也可看做五人)的回应中善卷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言辞比较多，说理也较清楚透徹。原文说：“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于是去而入深山。”文章“余立于宇宙之中”以下的自我描写，实际上是对古先民状况的社会描写，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根本就不需要人去治，就像《马蹄》篇说的，马蹄本来是自然之物，马因之以践霜雪，致遥远，出了个伯乐，“烧之剔之，刻之雒之”，以至死者十之二三。类似现象纯属多余，所以说“吾何以天下为哉”。

　　由此可知，《庄子》的让王实际上是批王，其所以要批，因为王本来是多余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根本不需要什么王来治。所谓治天下，无非是伯乐治马。庄子这种思想自然是过激的，马毕竟愈治愈好使用，人类社会也愈治愈发展。但它却从另一方面道出了一个真谛：最初的马是自然的，没有谁治的;人类社会原本是没有王的，无所谓“治天下”的。所以，善卷等人的思想言论，反映了先民之初没有王的本来面目，而这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科学是相一致的，人类社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无王时代之后才逐步过渡到有王时代。善卷的言论就是无王时代社会精神风貌的反映，当然也反映了其人其事的实有性。

　　二、尧舜禅让不是偶然的事件

　　尧、舜禅让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行为，更不是某个人的思想品德表现。所谓禅让，实际上是一种公选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延续时间极长，典籍记述也很详细。《礼记•礼运》篇记载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婚)，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谓大同时代就是以尧舜为代表的禅让时代。《礼运》的作者还借孔子之口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在这里，作者将大道之行时代与夏商周三代划出了明显的界线。夏商周时代才是“天下为家”的王权时代。《礼运》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据此可知，以“六君子”为代表的小康社会，才是中国历史上王权形成的时代，在此以前是以禅让为特征的大同社会。可知禅让制度是客观存在的，禅让故事也是实际发生过的。

　　三、善卷在湖南有一个相关的群体。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