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重量级的儒家人物，南宋朱熹也特别看重善卷的道德修养，对善卷先生推崇有加。

　　朱熹在常德德山祭祀善卷时, 写下《善卷祠记》，对上古重义轻利、拒绝帝王之位的贤者善卷先生的德行达智发出这样的感叹：

　　“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无。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泽民，可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宋)李焘：《善卷先生祠堂记》)

　　(应先烈：《嘉庆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在朱熹看来, 善卷先生的思想品德简直是太重要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简直是一天都不能缺少。善卷先生的这种思想品质如果为封建帝王所具备, 这样的帝王就可以称得上像唐尧和虞舜那样圣明的帝王;善卷先生的这一种思想品质如果为普通老百姓所具备, 这样的老百姓可以称得上是唐尧和虞舜的子民。尧舜之世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 唐尧和虞舜的道德品质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尧舜之治是儒家认为的最人性化的统治。在朱熹看来, 善卷先生的思想道德完全可以与唐尧、虞舜媲美。尽管唐尧没有在善卷门下长期受教, 但唐尧与善卷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尽管善卷没有接受虞舜的帝位禅让, 善卷仍是一介布衣, 但他们治理天下的思想基础也是一致的。朱熹对上古圣贤善卷有这样高的评价说明善卷对儒家道德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

　　荀子论善卷

　　荀子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的重要儒家人物, 他对重整儒家典籍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位战国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在他的著作《荀子》中是这样评价善卷先生的历史贡献的：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贤圣、适不遇世孰知之。(《荀子》成相•第二十五)

　　(荀况：《荀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

　　唐尧和虞舜在自己还非常贤明的时候，就要把帝王之位禅让给可以担当帝王大任的贤者许由和善卷, 他们为的是天下的百姓，他们认为许由和善卷更适合做帝王, 他们可以把天下治理得更好, 老百姓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而许由和善卷两位贤者拒绝了唐尧和虞舜禅让帝位的好意, 在无以复加的名利诱惑面前, 许由和善卷两位贤者选择了拒绝和回避。荀子认为，许由和善卷拒绝接受帝王之位的行为就是太明显不过的重义轻利的行为。荀子对此大加赞赏。

　　重义轻利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类社会高尚的行为准则，善卷就是荀子所列举的上古尧舜时代重义轻利仅有的两个典型之一，这说明善卷对儒家道德理论的建立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董仲舒论善卷

　　西汉大儒董仲舒也特别推崇上古圣贤善卷。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 是西汉时期一位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任博士, 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 提出了他的哲学基本观点, 并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 任江都易王刘非的相国达十年之久, 后任胶西王刘瑞的相国四年后辞职归家。此后居家著书, 在朝廷有重要问题需要请教时, 皇帝便令使者及廷尉往其家中请教, 汉武帝对他特别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 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 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 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体系, 成为汉代官方的统治哲学, 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 给予了较为系统的解答。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 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 修其理不计其功” 的主张, 强调重义轻利。

　　儒家特别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而善卷又是非常有道德修养的上古高士，儒家当然会作为道德典型来加以宣扬。董仲舒是这样褒扬善卷先生的：

　　尧舜德彰而身尊, 善卷德积而名显。善在是则尧舜之道在是, 尧舜之道在是则善亦在是。((宋)李焘：《善卷先生祠堂记》)

　　(应先烈：《嘉庆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董仲舒认为，唐尧和虞舜两位圣明的帝王的德行彰显天下, 他们因此而受到天下人的尊重;善卷先生德行的不断积累, 也使得他这个平民名倾朝野。善卷先生躬行的重义轻利的实践就是唐尧和虞舜两位帝王所行的仁义之道, 唐尧和虞舜所实践的仁义之道也就是善卷先生所行的仁义之道。董仲舒把善卷先生的德行与唐尧和虞舜两位贤明的帝王的德行等量齐观。

　　我们知道，儒家特别推崇上古两个贤明的帝王唐尧和虞舜, 他们的品行在儒家看来就是人类理想品行的化身。儒家仅次于孔子的代表人物孟子对唐尧和虞舜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言必称尧舜”。在董仲舒看来，善卷与唐尧、虞舜是一个整体，是“德”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相得益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善卷这个人物在儒家的影响是多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