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山苍苍，德流汤汤。先生之名，善积德彰。引自宋开禧元年《善卷祠记》

　　善卷，相传是原始社会后期尧舜时代的人。原始社会后期尚无文字，尧舜时的人和事，首先是通过长期口耳流传，在文字发明以后，才由后人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由于这个缘故，善卷其人的有无，便成了一个两难命题。本文认为，传说不同于神话，一般都有历史的影子。善卷的传说，应是原始社会后期生活的反映，而不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虚构，所以不必去怀疑善卷的真实存在。最近，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发现有关善卷的记载，历代多有，真可谓史不绝书。这些记载构成了我国独有的隐逸文化的一道风景线，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此，搜集整理善卷的史料，不仅是研究常德地方文化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隐逸文化的需要。

　　一、魏晋以前古籍有关善卷的记载

　　据《隋书•经籍志》载，公元555年(梁承圣三年)，在西魏大军即将攻陷江陵时，梁元帝下令将宫中所藏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这次焚书，使得南方古籍毁灭殆尽。到唐代初年，搜集天下图书，仅得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而这极为珍贵的九万卷图书，后来又历遭天灾人祸，大多没有能逃脱散佚的厄运。今天我们尚能从残存下来的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查到一些有关善卷的记载，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事。因按时间先后叙述如下：

　　(一)《慎子•逸文》：“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子，而退为匹夫。”(《慎子》一书，大半亡佚，此据清人钱熙祚校本)

　　慎子即慎到(约前395—约前315)，战国时赵人。齐宣王、湣王时，与邹衍、淳于髡、接予、环渊等为齐稷下学士。他早于庄子，故最早言及善卷的是他而不是庄子。

　　(二)《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庄子•盗跖》：“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

　　庄子名周(约前369—约前286)，战国时蒙人。他的文章大率皆寓言，这是不错的。但所谓“寓言”，庄子的意思是“藉外论之”(《庄子•寓言》)，即假托外人来论说。就像《让王》篇，庄子借善卷来论说，并不等于善卷其人也出于虚构。

　　(三)《荀子•成相》：“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

　　荀子名况(约前313—前238)，战国后期赵人，儒学大师。他的《成相》篇“杂论群臣治乱之事”(杨倞注语)，列举古今君臣共三十八人，善卷名列其中。

　　(四)《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乃使其客从著所闻，集论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现在善卷(该书作“绻”)仍明标简册，可见当时没有人对善卷事提出异议。

　　(五)《淮南子•俶真训》：“古者至德之世，……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

　　《淮南子•齐俗训》：“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滑：乱。滑和：扰乱本性的平和)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在汉初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主持下，由他和他的门客们集体编写的一部“以道绌儒”的著作。最早为该书作注的是东汉高诱，他在“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句下注曰：“许由，阳城人也，尧所聘而不到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尧时隐士，姓名不可得知。”

　　(六)皇甫谧《高士传》：“善卷，尧北面师之。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为之，其何益乎?’遂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215—282)，生于汉末，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他的《高士传》共三卷，记述上古至魏晋间隐士的事迹。他所记善卷的一段话，当别有所本(详后)。

　　(七)葛洪《抱朴子•逸民卷》：“唐尧非不能致许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胁善卷、石户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汤非不能寻卞隋、务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晋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师之，贵而重之。”

　　同篇又云：“夫善卷无治民之功，未可谓之减于俗吏;仲尼无攻伐之勋，不可以为不及于韩白矣。身名并全，谓之为上，隐居求志，先民嘉焉。”

　　葛洪(约284—341)，晋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是金丹道教的始祖。他在《逸民卷》中将善卷与孔子并称，认为善卷是隐士中之上者，评价不可谓不高。

　　(八)《列子•杨朱篇》：“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辨，如此其省也。”

　　《列子》一书，可能出自魏晋间人之手，但其中保存了不少先秦佚书的片段。如《杨朱篇》，学者多认为有先秦杨朱的佚文在里面。上面摘引的一段文字，说尧舜假装把君位让给许由、善卷，因而不失天下，得以长久享受天子之位。伯夷、叔齐真的谦让孤竹君位，因而终于亡国，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得出了“实名贫，伪名富”、“名者，伪而已矣”的结论。这种说法就与各学派不同，可能正是杨朱的佚文。

　　以上所引八部魏晋以前古籍，共有十一条有关善卷的记载(可能还有遗漏)。倘若梁元帝的十四万卷图书未被焚毁，或者唐初的九万卷古籍全都完好保存了下来，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善卷的记载绝不止这一些，历史留下了太多令人遗憾的事情。

　　二、唐宋时期有关善卷的史料

　　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揭开了我国古代史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所谓“盛唐气象”，体现的是一种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其时科举制度的确立，为广大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道路。李白有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古意》)，人人都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所以初唐、盛唐时期，言及善卷的人似乎不多。但尽管如此，李白还是留下了“……善卷让天子，务光亦逃名。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的诗句。

　　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加剧。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深感到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仕途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他们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市曹倾轧。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和走向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这种种争夺倾轧(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韵外之致》)。这就是中唐以后善卷被人们常常提起的基本原因。

　　(一)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善德山在(武陵)县东九里，本名枉山。隋开皇(581—604)中，刺史樊子盖以善卷尝居此，改名善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据宋洪迈跋称，为元和八年(813)所上。”该志的这条记载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将善卷与常德德山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明白指出是隋代樊子盖将枉山改名。樊氏曾任嵩州刺史(见《隋史》本传)。《旧唐书•地理志三》云：“梁分武陵郡于县置武州，陈改武州为沅陵郡。隋平陈，复为嵩州。寻又改为朗州。”可知嵩州即朗州，即今常德市。大约樊氏在朗州听到了善卷传说，才将枉山改名善德山的。

　　(二)刘禹锡《善卷坛下作》：“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道为自然贵，名是无穷寿。瑶坛在此山，识者常回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81页)唐永贞元年(805)，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在常德生活了整整十年，熟知当地的历史文物、风土民情。他这首诗中的“相与”一词，就是“一块儿”、“一道”、“共同”之意;同“相与”对应，“我得安林薮”的“我”，也应为复数的“我们”。如果这样理解不误的话，那么前四句诗的大意，应是善卷见尧帝有禅让之心，便邀尧一块儿离开华夏部族(“九有”)，并说：现在天下已经得到治理，我们正可安然隐居于山林。尧帝接受了善卷的邀请没有?诗人没有说，我们也不必胡乱猜测。

　　(三)蔡昆《善卷先生坛》：“几到坛边登阁望，因思遗迹咏今朝。当时为有重华出，不是先生傲帝尧。”(《全唐诗》下册第1922页)

　　蔡昆是晚唐时人。现存魏晋前的古籍说尧让许由、舜让善卷，蔡诗却说尧打算让位于善卷，善卷认为舜(重华)列适合当尧的接班人。这是关于善卷传说的一种新的说法。

　　(四)虚中《善卷坛》：“耕荒凿原时，高趣在希夷。大舜欲逊国，先生空敛眉。五溪清不足，千古美无亏。纵遣亡淳者，何人投所思?”(《全唐诗》下册第2082页)

　　晚唐僧人虚中，江西宜春人，与齐己等人是诗友。诗中的“五溪”，指武陵的雄溪、满溪、酉溪、无溪、辰溪，用以代指武陵。

　　(五)齐己《寄武陵微上人》：“善卷台边寺，松筠绕祖堂。秋声度风雨，晓色遍沧浪。白石同谁坐，清吟过我狂。近闻为古律，雅道更重光。”(《全唐诗》下册第2066页)

　　齐己《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何从事》：“武陵嘉致迹多幽，每见图经恨白头。溪浪碧通何处去，桃花红过郡前流。常闻相幕鸳鸿兴，日向神仙洞府游。凿井耕田人在否?如今天子正征搜。”(《全唐诗》下册第2074)

　　晚唐僧人齐己，是湖南益阳县人。他的这两首诗都是寄赠诗。前首提到了武陵善卷台，后首的“凿井耕田”即虚中诗中的“耕荒凿原”。所谓“凿井耕田人”指的是善卷。

　　(六)杜光庭《福地记》：“德山在朗州武陵县，善卷先生所居，古名枉山。”(转引自《湖南通志•山川志》)

　　杜光庭，唐末“咸通(860—874)中进取不利，入天台山学道。应制为道门领袖。僖宗时从幸兴元，后隐于青城山。……有文集百卷。”(见明廖用贤《尚友录》清光绪十四年版)从这条记载看，德山名列福地，似与善卷曾隐居于此有关。

　　(七)薛巽《善卷祠》：“子长爱奇故不收，况乃著论非许由。先生踪迹重埋没，引舜作证应点头。天下大器尚不欲，万古虚名岂愿留。江花漫空山不静，说着高风簪可投。”(《清光绪•德山志补校注》)

　　承《诗墙诗词资料选集》主编满大启先生告知，该诗作者为薛巽。薛氏河东人，唐长庆(821—824)间任朗州司户。这首诗说司马迁不为善卷立传的原因，是他“爱奇”和“著论非许由”。“爱奇”似非原因，而“非许由”是确实的。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尧传位舜，既有四方诸侯君长推荐，又“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所以他不相信“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的说法。其实，尧舜不过是茅屋土簋的新石器时代的部族酋长，就像孟子说的“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孟子•尽心上》)。酋长之间的“禅让”并不象司马迁说的那样艰难。本来都是传说，司马迁相信尧让舜，却不相信尧让许由，是此而非彼，岂非偏执欤?

　　宋代有关善卷的史料较多，择其要者记述如下。

　　一是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宋真宗赵恒诏令封祀善卷。此事见于宋开禧元年的《善卷祠记》(此文见《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以下简称开禧《祠记》)。

　　由于善卷在民间影响愈来愈大，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这才有诏令封茔立祠之举。

　　二是政和(1111—1118)年间，宋徽宗赵佶“赐号遁世高蹈先生”(见开禧《祠记》)。

　　三是淳熙五年(1178)，巽岩作《善卷坛记》(见开禧《祠记》)。

　　据《同治武陵县志•地理志•古迹》引《湖南通志》按语，巽岩是李焘的别号。李焘是唐宗室曹王之后，淳熙四年，他以礼部侍郎罢知常德府(《宋史•李焘传》)，在常德写了这篇《善卷坛记》。

　　四是开禧元年(1205)重阳日，“提刑兼府事建高蹈先生祠于常武之德山”，并写了《善卷祠记》。

　　这篇开禧《祠记》在《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中题为李焘作，显然有误。查《宋史•李焘传》，李死于淳熙十一年(1184)，此《祠记》作者应为当时担任提刑兼府事的官员。

　　五是朱熹作《善卷祠记》。文中说：“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无，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泽民，可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

　　朱熹(1130—1200)，江西婺源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作《善卷祠记》一事，见于明代陈珂《武陵志前序》(《嘉庆常德文征》卷三)。

　　六是罗泌在《路史》中，两次言及善卷：

　　(帝尧)师于善绻、许由、尹中，而学于务成子附，询政行人，问老衢室，立建善旌，廷置敢谏之鼓，博咨刍荛，以成盛勋，涂说巷议，咸所不废。

　　(帝舜)师纪后，拜蒲衣，亲单卷，学于务成轺。问于务成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对曰：“避天下之逆，从天下之顺，天下之足治也。”

　　罗泌，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的《路史》成书于乾道庚寅年(1170)，旁征博引，虽“不免庞杂之讥”，但“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文中的“善绻”、“单卷”即善卷。

　　七是祝穆在《方舆胜览》中写到善卷：“枉山上有善卷坛，古传善卷隐此山，后人为之立观。政和间，访天下遗迹，赐号曰高蹈先生。郡守李焘尝为坛记。”

　　祝穆，南宋建阳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方舆胜览》“前有嘉熙己亥吕午序，盖成于理宗时。”嘉熙己亥是1239年。

　　八是袁申儒与太守许公捐资，在善卷坛侧修建了“楚望”、“临睨”、“仰止”三亭。

　　袁申儒，宋理宗(1225—1264)时知常德府事。明代廖用贤《尚友录》说他“善政及民，兴文学，厚士风。”他写了《楚望、临睨、仰止三亭记》。该文说：“度地于善卷坛之西，夷坡砻石，以亭其上，扁‘楚望’旧名”，“又即善卷坛前，临江迫崖，别为亭，名‘临睨’”，“善卷坛、云深(按：旧亭名)之间，又为亭，名‘仰止’。”为什么叫“仰止亭”呢?他说：“太史公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今于善卷亦然，爰以颜亭。”(《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

　　九是宋人诗中有吟咏善卷之作，兹举二首为例：

　　山拥翠屏千叠秀，涧拖轻练一条深。

　　尧时高士烟霞洞，依旧丹炉锁桂林。

　　——无名氏诗

　　此诗见于《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所载《开禧祠记》。

　　昨浮枉渚水，今上枉人山。

　　想象云深处，先生独往还。

　　——唐绩《登孤峰》

　　唐绩，宋零陵(今湖南永州市)人，元符(1098—1100)进士。曾任鼎州(今湖南常德市)通判(见廖用贤《尚友录补遗》卷十)。这首诗的后二句可谓传神之笔。

　　三、明清方志有关善卷的资料

　　大约从隋代初年开始，人们就对善卷隐居常德德山一事深信不疑。到了明代，善卷是武陵人的说法便见诸文字了。一是《旧志》云：“(善)卷武陵人，居于枉山。”《旧志》已散佚不存，不知是何时何人所作。明《嘉靖•常德府志》曾多处引用该志文字，说明其成书时间至少在明中叶以前。二是廖用贤《尚友录》云：“善卷，上古武陵人，居于枉渚。尧闻得道，乃北面师之。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下略)。”廖用贤是明代建宁(今属福建省)人，他的《尚友录》成书于天启(1621—1627)年间。在上引文字中，“卷曰”以下出自《庄子•让王》篇，至于说善卷是武陵人，却不知他的依据是什么。但不管怎样，一般人对善卷的籍贯及隐居地，似乎没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善卷其人其事便成了常德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常德人，都以本地有善卷这样的先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明清时期，地方志编纂之风盛行。以府志而言，明代有陈志明的《永乐•常德府志》、杨宣的《成化•常德府志》、陈洪谟的《嘉靖•常德府志》、朱麟的《隆庆•常德府志》、龙膺的《万历•常德府志》，清代有贺奇的《康熙•常德府志》、杨鹏翱的《乾隆•常德府志稿》、杨丕复的《嘉庆•常德府志》;以县志而言，明代有应能的《弘治•武陵县志》，清代有唐祚培的《康熙•武陵县志稿》和陈启迈的《同治•武陵县志》。这众多方志都尽可能地搜集了善卷的资料，在内容上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介绍了善卷的传说，并且都引了《庄子•让王》篇中善卷让王的故事。二是都介绍了与善卷相关的善德山、善卷坛、善卷钓台、善卷钓渚、善卷读书台、善卷草堂、善卷祠、善卷亭、善卷墓等历史古迹，有的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如《同治武陵县志•地理志•古迹》在善卷坛条目下，就引了《常德府志》、《方舆胜览》、《湖南通志》以及其他历史文献，对一些问题作了一番考索。三是搜集整理了历朝有关善卷的诗文作品，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下面仅以明代陈洪谟《嘉靖•常德府志》为例，看看地方志对善卷是如何进行介绍的。

　　该志卷二《地理志•山川》在善德山条目下，先引《旧志》说：“善卷尝居于此”，接着引《庄子》关于善卷让王的记载。然后编纂者陈洪谟谈了自己的看法：“窃意尧舜皆都冀方，武陵远在荒服，且当三苗逆命之前，即有是人，恐帝亦不得而召之也。庄子多寓言，若果有是人，或在逊位之后，远遁于此，容亦有之。辰州及溆浦志又谓卷炼丹于卢峰山，石鼎、灶尚存，卒葬于大酉山。其说益谬，似皆不足信。”这一段文字，一方面说明陈氏对于善卷的有无，陷入了两难之境;另一方面又说明陈氏编志，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卷十《祠祀志》云：“善卷祠，善德山上有善卷古坛并读书台。”

　　卷十八《艺文志》，全文收录了宋开禧元年的《善卷祠记》，节录了明陈珂的《武陵志前序》。卷十九又选录了刘禹锡、无名氏、应履平以及陈洪谟自己题咏善卷的诗篇。

　　卷二十《摭遗》有三条关于善卷的记载。一是引《旧志》云：“卷武陵人，居于枉山。”二是引《明一统志•辰州》云：“(善卷墓)在大酉山巅，先生姓名未详，或曰舜时人。宋真宗东封，辰州通判欧阳陟言卷有功于民，诏封茔立祠，号高蹈先生。”三是引《溆浦县志》云：“善卷尝居卢峰山，绝顶有台，台上有土阜三，旁有石鼎、灶各一，为卷炼丹处”，“善朝游卢峰，暮宿大酉，二山相距百里，疑为神仙之流。”

　　以上是《嘉靖•常德府志》中有关善卷的记载。该志距今已四百余年，其后每一次修新的府、县志书，无不在前志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可以这样说，愈是晚出的府县志，善卷资料也愈系统、愈丰富。

　　四、善卷与《击壤歌》及其他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引自沈德潜《古诗源》

　　首先说说《击壤歌》的出处。

　　唐魏征《群书治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清沈德潜《古诗源》，以及《辞源》、《辞海》等书，所引《击壤歌》均据《帝王世纪》;宋李昉《太平御览》则据《高士传》。《帝王世纪》和《高士传》都出自晋皇甫谧之手。两书所载《击壤歌》基本相同，抄录如下：

　　《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高士传》：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德何有于我哉?”

　　皇甫谧没有交代材料来源。倒是比皇甫谧早了近两百年的王充(27—约97)说明了《击壤歌》的出处：

　　《论衡•艺增篇》：《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何等力”，“等”犹“何”也。“何”与“等”联用重文，“何等力”即“有何力”之意)。

　　王充所说的《传》是指《尚书大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晋书•五行志》称汉文帝(前179—前157)时伏生创纪大传。”逯钦立先生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击壤歌》题下亦指出：“《礼记经解正义》引《尚书传》曰：‘民击壤而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可见，《击壤歌》最早见于《尚书大传》，王充在《论衡》的《感虚篇》、《艺增篇》、《须颂篇》曾三次引用，其文字应以王充文为准。

　　其次说说善卷与《击壤歌》的关系。

　　既然《击壤歌》一直到西汉初年才见于《尚书大传》，那么它在时间上会不会有更早的“原型”呢?回答是肯定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原型”常常出现在神话、寓言、传说中，可以不断地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他说：“在每一意象之中，有着人类心理和命运的一些东西，一些在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忧伤的残留”(转引自《二十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71页)。《击壤歌》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庄子•让王》篇所载的善卷传说。理由有二：

　　一是《击壤歌》歌词其来有自，并非无源之水。这里不妨借用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来说，善卷所言“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吾何以天下为哉”，相当于一系列摹状词，而《击壤歌》则相当于“缩略的摹状词”。或者可以这样表述二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善卷的语言看作对象语言，那么《击壤歌》则是观察、描述和阐释这种语言的“后设语言”。

　　二是击壤者用“作”、“息”、“饮”、“食”来概括自己的生活，表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非一般老农所能及。从现存先秦古籍看，唯当过帝尧之师的善卷说过类似的话。因此，那位年五十的击壤者大约就是善卷。

　　最后说说善卷的姓名。

　　唐代成玄英在为《庄子》作注疏时，说善卷姓善名卷。他可能有他的根据，自可成一家之言。但早在汉代，高诱就说过善卷“姓名不可得知”(前文已引)。同意高诱说法的人似乎多一些。

　　善，《说文》云：“与义美同意”。义者宜也。卷，《说文》云：“膝曲也。从卩，廾声”，“卩，却也”。由此可知“卷”的本义为曲，为却(段玉裁注曰：却者，节制而却退之也)。孔子说：“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即是说天下无道，就可以退而藏之。所以，“善卷”就是宜于退、善于退之意。被称为“善卷”的人，自然就是善于退让的人。

　　此人是谁?笔者认为就是伯成子高。试引数则有关伯成子高的资料：

　　《庄子•天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无落吾事!”挹挹乎耕而不顾。

　　《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

　　《淮南子•汜论训》：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高诱注曰：伯成子高盖尧时人也)。

　　《论•逢遇篇》：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

　　《论衡•答佞篇》：上世列传，弃宗养身，违利赴名，竹帛所载。伯成子高委国而耕，於陵子辞位灌园。

　　《列子•杨朱篇》：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

　　上引资料说明，从言与行两方面看，伯成子高的形象都与善卷相合。有人说皇甫谧《高士传》中善卷说的那段话(本文第一部分已引)，是依据《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中相关文字改写的，这显然是误会。因为《吕氏春秋》那段文字抄自《庄子•天地》篇，皇甫谧即使要找依据，找《庄子》岂不更好?令人不解的是，皇甫谧为善卷立传，居然不引用《庄子•让王》篇那一段尽人皆知的文字，却让善卷说了一大段与《让王》篇完全不同的话，而这一段话又恰恰与《庄子•天地》篇中伯成子高的话十分相近，这不是很奇怪吗?对此，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皇甫谧没有看到《让王》篇。但这不可能。因为郭象注《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就有《让王》篇。皇甫谧与郭象系同时人，他当然能看到《让王》篇，此种解释不能成立。二、皇甫谧抄书出现失误。这也不可能。皇甫谧刻苦勤奋，博览群书，时人谓之“书淫”。除《高士传》外，尚有文集二卷。这样一位学者绝不会荒唐到连抄书都抄错地方的地步，此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三、皇甫谧知道善卷就是伯成子高。他大约读到过善卷传说的不同文本，所以在写善卷时，便直接引用了《庄子•天地》篇中伯成子高的那段话。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才合情理。

　　正由于皇甫谧在编写《高士传•善卷》时，不引《庄子•让王》篇的文字，而引《庄子•天地》篇的文字，使我们猜到善卷就是伯成子高，破解了这一千古之谜。

　　皇甫谧作这样的取舍是有道理的。因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前夜的善卷，能够意识到“天下之乱从此始”，既表现了他的先知先觉，又揭示了他退隐的社会原因。这不是比《让王》篇说的“逍遥于天地之间”，《盗跖》篇说的“不以事害己”更深刻吗?

　　五、结语

　　善卷“以天下让而勿取，冬一裘，夏一葛，出而作，入而息”(明陈珂《武陵志前序》)实践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伟大人格理想(《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善卷弃天下犹弃敝屣，“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又正是道家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的体现(《庄子•天道》：“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

　　因此，儒家和道家都尊善卷为千古隐逸之宗。

　　南朝梁代邑人伍安贫在《武陵记》中说：“(武陵)人气和柔，多淳朴，少宦情，以黄老自乐，有虞夏遗风”(引自《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风俗》)。这“虞夏遗风”不正是善卷高风?

　　东晋陶渊明说：“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他将寄托着自己人生理想的桃花源，“选址”在武陵，不正是因为武陵有“击壤以自欢”的虞夏之风所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

　　董仲舒说：“尧舜德彰而身尊，善卷德积而名显。善在是，则尧舜之道在是。尧舜之道在是，则善亦在是”(引自开禧《祠记》)。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善卷之道与尧舜之道等量齐观，评价如此之高，很值得我们深思。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球，人们竞争于名利场中而不能自拔之时，善卷之风不正是抚慰疲惫心灵的清凉之风?

　　人要有兼济天下之志，也要有独善其身之行。善卷的意义大约就在于此。

　　原载《诗墙诗词考释》，中国文联出版社，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